转换视角　不断创新

●未来5到10年，要进一步贯彻“有进有退”方针，切实强化国有重点骨干企业的控制力；

●重复建设的重要根源是利益驱动，要卡住地方搞重复项目，就得调整好各方的利益关系；

●债转股可以达到双赢，但绝不是把银行的债权转为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权就大功告成了。

为了进一步搞活国有经济，我们已经就如何深化企业改革讨论了多年。其实，国有经济不仅是一个企业的微观问题，而且也是政府的宏观问题。本文试图转换一个视角，侧重从宏观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。

缩短国有经济的战线，有进有退、有所为有所不为，是中央关于国企改革的既定战略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哪些该进，哪些该退呢？有人说，中央已经提出了抓大放小战略，进就是要抓大，退就是要放小。其实，问题并不这么简单。比如，在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里，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大企业；在非重要行业和非关键领域，有些企业的规模反而很大，但这样的企业，却不一定要由国家来办。因此，国有经济的进退，不能完全看企业规模的大小，也不能简单地与抓大放小相对应。

国有经济如何进退，事实上与政府的职能有关，明确了政府的职能，也就明确了哪些企业应该由政府办、哪些企业政府可以不办。那么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政府的职能是什么呢？或者说在经济生活中，政府应充当什么角色呢？对这个问题，经济学家见解不一，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观点，却颇具代表性。弗里德曼认为，政府的职能主要有四个：保证国家安全、维护司法公正、弥补市场缺陷、保护那些“不能对自己负责”的社会成员。维护国家安全和司法公正，这样的工作必须由政府来做，因为除政府之外，没有任何其他组织和个人能承担起这些职责。保护那些“不能对自己负责”的社会成员，本来就是政府职能的题中之义。这里需要解释的，是政府的第三项职能，即为什么必须由政府出面去弥补市场的缺陷。

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。我享受了你的产品或服务，我得掏钱，他给我造成了损失，他得赔偿。这个原则虽然很简单，但却是市场效率的源泉。不过，在有些场合，这个原则可能无法执行。这就是所谓的“市场失灵”。在这里，政府就要去弥补市场的缺陷。这也是政府为什么要办国有企业的重要原因。

根据现代经济学对政府职能的分析，对比改革前我们政府的职能，显然，过去政府包揽的事是太多了。从油盐酱醋、针头线脑，到职工生老病死、入学就业，无不在政府的职责范围之内，所以，过去我们政府就办了大大小小几十万家国有企业。现在随着体制转轨，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，政府职能正在转变，所以国有经济战线，也应相对收缩。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，根据国有经济占主导与政府职能转换的双重要求，把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，定位在三大行业与两类企业：即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，自然垄断的行业，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，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。因此，未来5到10年，我们要进一步贯彻“有进有退”的方针，强化国有重点骨干企业的控制力。

如何卡住重复建设，对政府来说，主要有两件事要做：一是管住自己不搞重复投资；二是引导他人避免重复。这些年，中央三令五申，要卡住重复建设，可各地却依然是我行我素，重复建设势头似乎不减从前。

各地对重复建设乐此不疲，并不是说人们不了解它的弊端。事情明摆着，在产业布局上，结构雷同，大家都往独木桥上挤，谁的日子都不好过，弄不好还会桥毁人亡、多败俱伤。从中央到地方，没有哪一位领导不反对搞重复建设的。可是，大家站的位置不同，看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。一些项目，在中央看来，是重复建设，到了省里，可能只此一家。同样，省里认为是重复建设的，地县官员却不一定认账。并且，大家反对重复建设，眼睛主要是盯着他人。如果有什么好项目，能大把赚钱，最好是别人不搞，只让本地一家生产。人人心存此念，重复建设自然是卡不住。

重复建设之所以卡不住，说破了是一个体制问题，是体制背后隐藏的部门和地方利益作祟。同时，地方搞重复建设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则与我们现行的财政体制有关。1994年，我国财政体制改革，实行分税制。中央和地方，以事权定财权，对各自收入做了明确划分。作为第一大税种，增值税按七五、二五比例，成为中央和地方的确保财源，各地自然想方设法上项目。因为大家都清楚，别人上项目，你不上，成了别人的销售地，到时候，吃亏的是自己。重复建设产生了，随之而来的是产品找不到销路。这时候，只有两种选择，一是竞相杀价；二是寻求地方保护。君不见，近些年，价格战硝烟弥漫，地方垒的“土围子”随处可见。

要卡住部门重复建设，关键是加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。以电力行业为例，尽管这些年也在改革，如将电力部改为电力公司，但根本的体制没变，在发电、输电、配电和销售等关口上，仍然是“一手遮天”。电厂有多少上网指标，以什么价上网，给消费者什么电价，都由电力公司说了算。俗话说，货买三家不上当，而消费者要用电，却没有第二家可挑。要不，稍有本事的顾客，就干脆搞重复建设，自建电厂。要解决这一问题，只有打破垄断，将发电和销售两头放开，引入竞争机制。比如，输电网仍由国家统一管理，但网络向所有电厂开放，并规定过网费；电厂竞价上网；消费者自由选择供应商。当买电比自己发电更便宜时，哪个还愿意劳心费神地自建电厂？

重复建设既然是受利益驱动，那么要卡住地方搞重复项目，就得调整好利益关系。比如在国家财政还没有完全转为公共财政，政府还需向竞争性行业投资的情况下，改革现行税种，把向企业征收的增值税，改为在产品最终消费地，向消费者征收消费税，就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。这样税种一改，中央仍然从中分成，收入没有减少，只是地方之间利益发生了变化。原来是企业越多，税收越多，现在只要有消费者，就会财源滚滚。摆平了地方利益，各地就不会再竞相去上新项目，搞重复建设，而会把精力集中在增加老百姓收入，改善市场环境上。这样，不仅卡住了重复建设，也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。有了统一的大市场，建设市场经济，让市场配置资源，才会真正落到实处。

理论界对国企改革的讨论，近来比较抢眼的一个话题是“债转股”。很多人称，实行债转股，是银行和企业的“双赢”方略。

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：“对一部分产品有市场、发展有前景，由于负债过重而陷入困境的重点国有企业实行债转股，解决企业负债率过高的问题。”出台这样一项政策，当初第一位的考虑当然是实现国企“三年脱困”，但在客观上，也可以看作是对拨改贷的一个弥补。

债转股相当于“贷改拨”。对企业来说，这无疑是天上掉馅饼的买卖。因为一旦转股成功，银行的利息免了，给资产管理公司分红，也到“秋后”再说了。即便是到了“秋后”，能不能分红，也是两可之间的事，不像银行的贷款，利滚利、年年翻。正是抱着这样的心理，许多企业对债转股趋之若鹜。

在西方，债转股通常是企业破产的备选方案。我们债转股的现行做法，与西方相比，至少有两点不同：第一，债转股与企业是否破产无关；第二，资产管理公司接收银行的不良资产，按账面数额结算，不打折扣。为了防止商业银行借机转嫁损失，国家明确规定：对于银行的不良资产，凡是1996年《商业银行法》生效后发生的，仍由银行自己催收，不能剥离；凡是已收回无望的呆账，也不剥离，由各家银行用呆账准备金逐年冲销；只有1995年前发生、尚有收回可能的，才可以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。那么，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资产的钱从哪里来？一是中央银行贷款，二是向商业银行发行债券，由中央财政担保。这样，银行的一部分不良资产，就得到了全额保全，转化成了优良资产。可见，债转股不仅对企业有利，对银行同样有好处。很多人说，债转股“一石两鸟”，是个“双赢”方略，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。